中期面临多重“灰犀牛”，刘元春深析下半年如何稳经济促就业求发展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7月22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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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轮经济复苏或呈不对称的W形状

澎湃新闻：中国上半年GDP增长2.5%，其中二季度增长0.4%，这个数据跟您此前的预期相比如何？

刘元春：大致一致，我们团队对二季度GDP同比增速的预测是0.5%，比实际增速略高一点，因为我觉得下一步可能还会修正，有可能修正之后就是0.5%了。

对于高频数据的折算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来，4、5月份特别是4月份下滑得很厉害，4、5月份下滑的深度可能在-2%至-3%区间，因此二季度要达到0.4%至0.5%，6月份总体增长速度对应在4%左右。

实际上，市场上很多人预测是1.1%，但是1.1%的增速对应6月份就要增长很快才行。现在回升到4%，在疫情尾部效应还存在的时候已经算不错了。

澎湃新闻：正如您所言，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态势，您怎么看复苏的可持续性？

刘元春：复苏从短期来讲应该没问题，原因很简单：短期的复苏一方面取决于疫情受困行业的复工复产和经济刺激的力度；另一方面，复苏也要取决于疫情防控的状况，以及人民的适应程度。从任何一场疫情来看，它对经济的冲击来得快，原因就是其社交格局导致生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的深度改变，但是这种经济下行不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所导致的，因此在疫情结束之后，经济的复苏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从一般疫情恢复的规律来讲，短期复苏肯定会随着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的常态化，出现一个加速性的恢复，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我们目前采取的这些政策，应该会在三季度有一个持续加码的过程，包括存量政策的前置和增量政策，这两块都很大。存量政策来看，包括专项债的发行，增值税留抵退税，减税降费的加速进行，同时也包括一些大型项目的前置。这个本来量就挺不小的。

另外，我们会看到增量政策围绕着汽车和基建等新增的一些资金，以及相应的地方、中央政府的督导。三季度，从大家的复苏意愿，从资金的供给程度和政策的扶持程度看，复苏应该都没问题，如果疫情持续向好的话，那么经济增速达到6%至7%应该没问题。

但是，麻烦可能在于中期，也就是说今年的四季度和明年的一季度压力比较大。

第一，前置政策可能用完了。存量政策的前置会导致四季度没什么存量政策可以用，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政策悬崖”。

第二，我们持续出台一些增量政策，但是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大幅度收窄了，所以对增量政策的布局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第三，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力量可能基本上在三季度末会出现一些耗尽的现象，四季度可能就会出现“有心无力”的局面。

第四，房地产低迷可能会延续到四季度。

同时，我们可能在中期还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问题的冲击，所以经济复苏在三季度应该有一个加速态势，而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可能面临着一系列较为严峻的考验，经济复苏的态势可能会遭受到较大的压力，从而使这一轮经济复苏的模式很可能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W形状。

短期不宜贸然地进行政策的叠加和加码

澎湃新闻：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政策增量的空间将会收窄，那您怎么看一些学者提出的加码宏观刺激力度的看法？

刘元春：泛泛讲宏观经济刺激加码没有价值，在什么时点进行加码最为关键。

首先，我认为最近对政策不宜进行加码，实际上一揽子稳经济增长的政策在5月23日才推出，5月底才进行一些布局，6月份开始落实，7、8、9月份才是一个真正见效的阶段。

这里面，比如说专项债是6月份发行完，那么8月份要全部到位使用，实际上它产生实物功效可能就在8月份左右。另外，相应的一些大型项目复产，实际上也是6月份才进行布局的，还没有开足马力。

因此，很多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实际上都还没有真正地完全推动，到底这些政策效果怎么样？中国经济复苏的状况怎么样？贸然说现在政策力度不够可能存在方法论的错误。同时，后疫情时代的复苏有其独特的规律，不要过度地按照过去的经验来推断疫情冲击和经济复苏的状况。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未来还面临着很多风险，特别是中期面临的“灰犀牛”现象可能会很多，因此我们不宜在短期里面一下子就把政策用完。如果用完，我们未来可调整的空间就很小，抵抗能力也会很低。大家也会看到，欧美用极度宽松来应对疫情，实际上带来的后遗症比大家想象的要严峻，因此短期不易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

面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可能应当进行一些增量政策的布局，项目的储备和通过一系列的基础性工作来拓展我们的政策空间，创新我们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短期贸然地进行政策的叠加和加码。

澎湃新闻：谈到拓展政策空间，您觉得有哪些比较好的举措？

刘元春：创造政策空间，第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扩大财政赤字率，这是大家的共识。

第二，就是发行特别国债，如果四季度依然面临一些较大的下行压力和外部冲击的话。

第三，我们的一些类财政的工具可以使用，比如说开发贷款、开发基金等。当前处理现在房地产的问题，可以成立中央或者地方的房地产收购基金等来处理目前的一些局部问题。

第四，在货币政策面临着“不可能三角”的时候，可以通过增加汇率的浮动，来增加货币政策的空间，使货币政策不必完全“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

同时，在一些结构性的工具上，原来使用过的货币政策工具也可以再使用。这些空间的创造，实际上需要提前布局一些项目，用项目来带动相应的资金和政策空间的拓展。

利用专项基金，积极扩岗才能够解决大学生的就业

澎湃新闻：今年就业压力很大，高校毕业生达到1076万。作为校长和经济学家，您在稳就业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刘元春：稳就业肯定是目前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我们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回落到5.5%左右的状况下，年轻人和大学生失业率持续走高，这需要有专门的政策和举措。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在2020年达到过16.8%，2021年最高达到了16.2%以上，今年最高达到了19.3%，进一步高位攀升一定会引起社会层面的冲击。

因此，要在扩岗方面有更大的举措，而不仅仅是稳岗。因为稳岗主要是针对存量就业。扩岗才能够解决大学生的就业；还有中职和高中毕业生，这里面也差不多接近700万人。

对于一般劳动力来讲，可能可以采取“以工代赈”，通过基础设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展来扩展就业。但是“以工代赈”项目对很多大学生是不太适合的，所以可能要通过传统职位改造和升级来应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比如说，目前大量的大学生不愿意到工厂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厂的福利水平太差，工作环境太差。如果我们对于工作环境，比如说空调、洗浴设施等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改造，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是有一定好处的。

另外，也让一些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在这样艰苦时期适度地扩编扩岗，对于度过难关应该也是有效的。

还有，我们还要启动2020年实施过的一些举措，在研究生层面进行扩招，延迟就业。当然，大学本身也采取了很多的举措，比如说增加科研岗、学术助理岗等来帮助就业困难的学生，提供短期就业机会。科研岗可以使其在这里待一、两年，然后再按应届毕业生来进行分配。

总体而言，在稳定总体失业率水平的基础上，我们要把年轻人失业问题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出台一些相应的青年就业基金和专项行动计划来帮助年轻人就业。

维持经济基本盘不要抢跑，也不要无所作为

澎湃新闻：您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点是什么？

刘元春：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点，第一还是疫情，因为只要疫情一出来，那么就会导致局部区域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停摆。第二大风险，目前肯定就是金融风险，这依然是宏观经济的一个底线。房地产预期低迷，导致一些基础参数，包括销售、投资、土地、资金来源都还在持续探底，这会成为宏观经济的最大拖累。

第三个很大的风险，是俄乌事件。这会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波动，特别是如果导致能源价格进一步持续飙升，会对中国产生成本性的冲击。

第四个风险，是全球滞胀的出现，欧美经济政策超预期的逆转，会引发欧美需求减弱，甚至他们的“硬着陆”，这也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从而给我们资本市场带来一系列的压力。

第五个风险就是中美摩擦，贸易谈判、宏观政策合作以及供应链等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

第六个风险，政策传递和实施上依然面临很多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今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反复谈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出现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从而导致在政策执行中间出现“一刀切”的简单化，或者出现一些风险叠加的现象。

比如说，有可能很多地方三季度无节制地进行集中花钱，但到四季度就可能没有钱花，倒逼中央进一步进行救助和债务扩张。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经常处于“过”与“不及”两端摇摆，导致地方财政支撑力的弱化和“财政悬崖”现象的出现。

澎湃新闻：您提到了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那么您认为下一步中国宏观政策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刘元春：第一个就是，目前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很好地落实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我觉得，目前维持经济基本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抢跑，相关部门也不能无所作为，要克服宏观落实中间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

第二，我们要提前进行一些增量政策的布局，特别是对于政策空间的拓展，可能要提前进行研究谋划。对一些增量项目要提前进行库存，使我们在面临外生冲击的时候，能够快速通过一些项目的启动来进行相应政策的调整和相应风险的对冲。

第三，要利用二十大所带来的新契机，使我们的短期复苏政策与中期改革政策要相契合起来，特别是在房地产的“软着陆”上，要充分考虑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和稳增长之间的平衡，不能够简单化，不能因为救房市而重返过去“治乱循环”的困局之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保障性住房投入的力度加大来稳增长，同时有耐心地进行房地产的结构性调整，来解决房地产几十年所积攒的深层次问题。

要深入研究欧美滞胀

澎湃新闻：今年以来，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加息措施，国内目前货币政策边际上有所放松，您怎么看中美政策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持续一段时间？会带来什么影响？

刘元春：这种差异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因为中美之间的宏观周期本来都不一致。中国货币政策有很好的独立性，特别是在汇率浮动空间更大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空间更大。

因此，我们完全不必过度跟随欧美政策的调整而调整。但是，在全球资本的套利和异动的情况里面，中美之间的利差全面收窄，对于我们资金的外流会产生一系列的压力，对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会产生一定压力。所以，这时候我们在价格性调整和数量性调整上，可能要有一些取舍：不是简单进行价格性的调整，而可能是在流动性充裕上面更多地做文章。

澎湃新闻：在全球滞胀的环境中，中国将会有哪些新机遇？

刘元春：第一，全球日常用品、耐用品价格的上涨，会对中国这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产生很好的利好，中国完全可以发挥其竞争力强、规模大、成本低的优势来帮助全世界从供应端来克服滞胀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出口的需求还会保持较好水平。

第二，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为我们的能源转型、新能源的全面市场化和规模化提供了极大的助推力，使新能源汽车等绿色能源产业进一步市场化，并且在规模化中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第三，在欧美受阻于滞胀的状态里，它很难腾出手来进一步落实前两年对中国全面遏制的战略举措。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美国要想很好地解决市场问题，不能够离开中国，所以美国也在全面评估上一轮贸易冲突间对我们加征的关税。

同时，欧美所组建的相应的供应链联盟，可能也在滞胀中间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战略机会。

当然，大家也一定要看到，在滞胀过程中间，中国也受到很多的冲击，比如说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或者产生贸易摩擦和冲突进一步激化的现象。欧美经济下滑的速度过快，也可能带来对中国需求的收缩效应。

因此，目前我们肯定要深入研究欧美滞胀，及其进一步演进的路径，把它的影响理得更清楚，然后再来采取相应的一些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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